鄒峰
196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，抑郁癥互助平臺“渡過”首批陪伴者。專注于青少年心理輔導陪伴，“渡過”親子營聯合發起人。
“這個播出去目的是什么？”記者莊勝春在拍攝央視新聞短視頻節目《相對論》時被一位采訪對象這樣問道。這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，因為抑郁癥而住院，“為了讓更多父母知道你們為什么會這樣。”聽到回答，小女孩低下了頭，用比自言自語更小的聲音說：“他們（父母）不會知道的。”
在這期聚焦青少年抑郁癥的節目中，鄒峰作為專家陪同記者走訪多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，他對這個看似消極的回答并不意外，他曾從很多青少年患者口中聽到過更加絕望的表達。自2017年開始，他通過抑郁癥互助平臺“渡過”接觸了大量罹患抑郁癥的青少年，為他們提供醫院和藥物之外的咨詢服務，成為大家口中比父母還要親近的“鄒大爺”。
被忽視的青少年抑郁
北京安定醫院曾牽頭一項長達9年的調查《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》（2012年—2021年），對73000多名6~16歲少年兒童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和資料分析，結果表明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率達到17.5%。在沒有加入“渡過”的微信互助群之前，鄒峰和大多數人一樣，沒想到有這么多孩子患有抑郁癥。
“渡過”起源于財新傳媒副總編輯張進。2012年，張進先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，后改診為雙相情感障礙。在親身體會到抑郁癥的痛苦并意識到相關科普內容的匱乏之后，張進將鏡頭聚焦于抑郁癥，在新聞工作之余走訪抑郁癥患者并將感悟發表在網上。2015年8月，《渡過1：抑郁癥治愈筆記》出版；同年10月，張進創辦了“渡過”公眾號，從自己的“抗郁”經歷出發撰寫匯編大量抑郁癥科普文章。2017年，“渡過”第一個讀者群應運而生，各種交流群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。鄒峰就是在這個時候加入了“渡過”。
當時的鄒峰因為對心理學的興趣，已經在線上和線下參加了不少關于抑郁癥治療方面的培訓，他在微信群里熱心地解答大家的問題，更多時候他也只是默默地傾聽。在“渡過”里，像鄒峰這樣為患者提供咨詢幫助的被稱為“陪伴者”。
直到發現很多人來詢問自己的孩子有了癥狀該怎么辦，鄒峰突然意識到，成人之外，抑郁癥對青少年意味著他們在一個脆弱、充滿變化和不確定的年齡，遇到了僅靠自己很難掙脫的困境——他們連求助都不能和解答者面對面溝通，需要通過父母這個中介來進行，“但更多時候，父母也意識不到自己的孩子已經患有抑郁癥。”
和成人抑郁癥患者不同，孩子們與社會連接微弱，難以有效求助，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身上究竟發生了什么，他們的痛苦隱沒在學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，無聲蔓延。
在鄒峰接觸的多個抑郁癥少年家庭中，父母大都后悔不迭：為什么當初完全沒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號？他們嘗試描述一些模糊的“征兆”，卻和“學業壓力”“青春叛逆”這些詞匯攪雜在一起，難以分辨。“這樣的情況很普遍，有一對母女曾一起參加咨詢，女兒提出休學，母親以為是‘青春逆反心理’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看到女兒手上有小刀劃過的幾道疤痕。她說：‘我試著在我手上用小刀劃一道，但做不到，我才真的意識到孩子不是叛逆，是病了。’”
2018年，在和張進的交流中，他提出了線下“親子營”的概念，“只有父母也參與到治療過程中來，他們才能正確認識孩子的病情，孩子從醫院回到家庭后才能保持健康的狀態。”
陪伴是治愈的開始
系統式家庭治療師弗里茨·B·西蒙認為：家庭是一個致力于保持自身平衡的系統，這個系統里任何一個人發生了變化（好的或是壞的變化），都會讓這個系統面臨失去平衡的危險，系統里的每個人都會自發地做一些調整，設法讓這個系統重新回到平衡狀態。這就是為什么治療孩子的病需要全家人一起參與——只有整體的變化，才能形成長期且有意義的新穩態。
在親子營里，15組抑郁癥少年和家長共同來到陌生的環境，與陪伴者和其他少年、家長共同生活，請來精神科醫生開課分享，陪伴者大多是專業的心理咨詢師。鄒峰不僅扮演陪伴者的角色，也綜合自己之前陪伴的經歷給孩子們開講座，組織他們進行樂隊表演。對于家長，他會從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對孩子的不理解出發，“假如今天孩子放學回家說自己因為被老師誤會上課講話而被罵了，你們會怎么想？一位父親舉手說，老師這樣做很正常，我會給孩子分析老師為什么會批評他。但敏感的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批評的念頭中。這樣的時刻，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似乎并不相通。”鄒峰發現，許多父母對自身感受的覺察力較弱，當下的情緒是焦慮、心疼還是難受他們自己都很難分辨，更不要說表達，如果家長對自己的情緒都是麻木的，就更難體會孩子的心情和提供情感支持了。
青春期的大腦，負責理性的部分還未成熟，主要由情緒主導。而青少年最重要的變化是社會化，他們最需要的是認識自己的情緒、欲望，學會與人相處，并通過和他人的互動尋找自我，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，對于抑郁癥的孩子來說，這個過程被現實壓抑了。鄒峰非常理解孩子們的無助，“當下，無論是家庭、學校，還是社會，都在反復強調一種注重培育智力的學習氛圍和充滿競爭的人際關系。對于如何面對情緒困擾，如何處理人際關系、親子關系的矛盾，如何在過載的數字信息中看清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幾乎沒有人教過我們的孩子。”
在一對一聊天的時候，鄒峰也會借助非語言的工具幫孩子更容易地表達，比如情緒卡牌。有一次，他陪伴的孩子因為病情無法上學陷入自責焦慮，但談話時他拒絕提及，鄒峰就拿了一些圖畫卡牌給他，請他隨意選一張，兩人互相描述看到的內容，“我嘗試用一種間接的方式幫助他表達出了當下的感受，聊完后，他開始哭泣。作為陪伴者，我要做的不僅是真心地傾聽，也要足夠敏感，引導對方表達自己的情緒。”
鄒峰發現最近幾年青少年抑郁發病年齡越來越早，早期親子營來的孩子高中生占多數，現在十三四歲的初中生越來越多，“這是因為要求孩子發力的時間越來越早，學習沖刺開始的時間從高三變成初三，甚至小學。親子營是一個契機，給孩子和家長一個在外界壓力和競爭面前停下來的機會，專業的醫療知識是基礎，更重要的是給他們一個互相陪伴的時間。”
自渡后渡人
“渡過”有一個傳統，參與過線上、線下活動的青少年，可以報名成為活動的“小助手”，去協助輔導員們幫助其他參加活動的青少年。生命力不僅來自自己的康復，同時也來自和同齡人以及社群之間的相互滋養。原本，所有人在同一條求學軌道中齊頭行進，可那些患有抑郁癥的青少年，在痛苦超過了身體極限之后，只能選擇休學，慢慢離開熟悉的集體以及自己的位置，“這種‘被拋離’的迷茫，是懸在所有抑郁癥孩子頭上的一把劍。”
“每個抑郁癥少年家長都擔心孩子的未來，可家長往往不知道，孩子自己更擔心，只是不想說，不敢說。”
鄒峰認為，青少年抑郁比成年人往往更難治愈，成年人可以通過藥物調整狀態，他的工作能力、經驗和社會關系都比較成熟，狀態比較容易穩定。但是青少年缺乏這些穩定的關系，即使恢復了相關能力，回到學校，現實的問題沒有解決，焦慮仍在，“‘渡過’通過讓他們回來參與工作的方式給他們提供一個‘安全島’，他們可以互相交流、互相幫助。”
一次，鄒峰帶著幾個自稱“社恐”的孩子組建了一個樂隊，在最后表演之前，孩子們還是有點緊張，鄒峰和幾位陪伴者就先沖上去熱場，拿著吉他也不在乎是否跑調，只是盡情展示自己。其中一個女孩一直坐在舞臺邊上，看著“小助手”們的熱烈表演，她像受到了鼓舞一般，戴著一頂帽子完成了表演。鄒峰和其他陪伴者在臺下都無比激動，“對比之前多次表達過自殺傾向，她完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自我突破。在改變認知這件事上，我們不會用語言去勸服，而是通過他們自己切身的體驗，給大腦植入一個‘相信自己’的念頭。這比勸孩子勇敢一點、自信一點有用得多。”
接觸到的孩子越來越多，鄒峰嘗試在自己的視頻號開直播科普抑郁癥知識，希望能惠及更多抑郁癥少年和家庭。早期參與過親子營的小達作為“渡過”的正式工作人員參與他的直播工作。從一開始的不定時直播，到現在每周固定兩次兩小時的直播，鄒峰的視頻號已經積累了2.5萬粉絲，“剛認識小達的時候他抑郁情況比較嚴重，從初中開始就有暴食和催吐的現象，我對他進行過長期的陪伴咨詢，現在他的狀態非常穩定，工作上也非常得心應手，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給更多孩子們指引方向。”
春天是一個抑郁癥多發且容易復發的季節，面對處于生命之春卻飽受抑郁癥折磨的孩子們，鄒峰想要用自己專業的知識和真心的陪伴幫助他們渡過難關，“我所做的就是陪著孩子們走路。不拉著他走，也不拋下他自顧自走，而是和他并肩，隔著一點距離陪伴他。他可能會進一步退三步，但也沒有關系，總會渡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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